选出中队长，都要听中队长指挥。各班主任老师都是中队辅导员，辅导员相当于军队上的指导员。我没当过兵，但我当过民兵，我估摸都差不多。辅导员也是干部，和中队长平级，哪个学生不听辅导员指挥，就不是好学生，辅导员有权处理他，开除他！……”
贫宣队校长对新曙光高中的未来充满希望，殷切希望学生像小柳树一样茁长成长。他把学生比做柳树，是因为柳树长得快，革命事业急需人材，可不能慢腾腾地长。
校长的讲话足足用了一个钟头，还有很多话要说，因怕臭婆娘的裹脚影响他的讲话质量，很多高论被忍痛割爱。
刘喜按编号牌儿找到十一班的教室，觉得他的个头好象比其他同学高，挺自觉地坐在最后排。班主任老师是开学典礼的主持者，自我介绍姓樊。
樊老师还不足三十岁，穿一身蓝色人民服，洗得褪了色，但不破。脚上的鞋是家做的，很干净，鞋帮没粘土。
一位同样年龄的女人在窗外溜达，不时地往屋里望。溜达的女人穿着蓝色对襟棉袄，抱着怀，夹着一本书，好象很怕冷。她的脸苍白，非常瘦，更显眼睛大，属于失去贫下中农本色的那种人。
樊老师把她叫进屋，对学生说：“这是咱班的副辅导员许老师，教数学。”
许老师仍然抱着怀，脚在讲台上不停地踏步，抬头把学生打量一眼，算是师生的见面礼，然后迅速离去。
樊老师教英语，单词写得歪斜，另一位懂外语的老师说樊老师发言不准。
发音不准的樊老师不想纠正，他有他的理由，反正学生没基础，怎么教怎么是，谁也挑不出毛病。过一段时间回家伺弄地球，没机会和外国人接触，发音准和发音不准的结果一个样。他把精力用在政治上，嫌政治课的老师讲得死板，常常代授政治课，让那位老师省了很多口水。
樊老师擅长政治思想工作，和他当中队辅导员有关，更源于学生时代打下的牢固基础。
他的家乡是离庞妃庙不远的一个小山村，说是山，就是一个光秃秃的乱石岗子，因土地贫瘠，村里的人口总是很少。四清那年，小村里出了两件惊动全公社的大事，一个是乱石岗子开采出可以盖房子的石料，一个是出了一位大学生。
这只从乡村土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到了省城的知名大学却显得微不足道，和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相比，露出几分寒酸，一些保送进校的干部子女毫无掩饰地称他土老帽。这位自感政治强势不如他人的农村青年暗下决心，要在政治比拼中出人头地。文化大革命暴发，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几经努力，抱住了工大八三一总头子的大腿，坐到三秘的位置上。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八三一总头子没捞到交椅，还要接受审查，他也销声匿迹。后来落实大学生毕业政策，把他安排到新曙光中学当老师。
樊老师当上十一班的辅导员，首先挑选年龄稍大、成熟老练的男学生，和文静秀丽、老实听话、穿戴较好的女学生组成红卫兵中队领导班子，分担班长和各个委员的职务。马金玲被选中，当上劳动委员。
为了壮大红卫兵队伍，樊老师把家庭成份在中农以下的学生全部变成红卫兵。刘喜是上中农，填表时特意把“上”字丢掉，也被列入考察对象。刘喜恨起吴有金、马文，又认为是马成林把他“小地主”的身份捅到樊老师那里，可是，马成林进了学工班，成天和斧子、木头打交道，不会跑到樊老师这里说他的坏话，他又一次把仇火烧向马金玲。
刘喜向樊老师告密，说马金玲的瘸爹是坏分子，并请求樊老师撤掉马金玲劳动委员的职务，把她清出红卫兵队伍。
樊老师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人，为了红卫兵队伍的纯洁性，他跑了二十里路去刘屯调查，受到马荣和刘仁的亲切接待。调查的结果是马向勇一生清白，根本没有坏分子之说，刘喜说马向勇受过专政，属地主资产阶级编造出的谎言。
又有一批学生加入红卫兵，包括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刘喜因为捏造谎言，诬陷红卫兵干部，扰乱革命秩序，需要进一步考查。
刘喜是最后一批加入红卫兵，而此时，很多同学都成了共青团员，比他大四岁的班长，还被学校列入党员发展对象。
后来刘喜认识到，他迟迟不能加入红卫兵，和他劳动态度不积极有一定的关联。
新曙光高中从附近生产队征来一大片良田，用来做为学生的学农基地，打下的粮食给老师们补一些口粮，大部分用做喂猪的饲料。学校养猪，是锻炼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属于走资本主义。学校杀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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