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篷车候鸟般在不同的国度与地区迁徙，哪怕靠卖艺、算命、巫术换取流浪的盘缠。看来流浪也是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而且是最自由的），在流浪中他们才能不断证明自己的血统，才能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看来流浪对于真正的流浪者并不是苦行——流浪首先是其无法泯灭的天性，然后才体现为若隐若现的生命轨迹。吉普赛人是世界的浪子，地球的游牧者，他们使游牧的概念获得了空间上最博大的实现。
我只要做北京城的游牧者就可以了。这不仅仅是空间上的，更是时间上的游牧——当我骑着老式自行车一会儿在可并行六辆卡车的环城公路上疾驰，一会儿又抄近路深入四合院地带窄窄的胡同，简直觉得在横穿北京的历史。我是以倒溯的方式重温一座城市的传记。这总是给予我突如其来的灵感以及对古老文明的敬畏。我夸张的文学梦因而获得稳固的依托，简直可以像青苔一样附着在遍满岁月齿痕的老城墙上。我行吟的诗篇注定充满怀旧的气氛。时光停步，城市的回忆本身散发出比浪子回头的境界深奥得多的沧桑感——城市从它荣耀抑或耻辱的刀光剑影、风鸣马嘶的旷古之梦中蓦然惊醒。我游牧的意义在于把握城市微弱的脉搏，并区别古典与现代的冲突。又有多少步覆匆促的路人愿意对此关心呢？他们的兴趣更乐于倾注于北京属于现实的部分，在一座浪漫主义的城市，却生活着一群现实主义的居民。城市缺乏的恰恰是远离功利、超脱世俗的无所羁绊的浪子。浪子是要有梦想的。浪子即使迷路，也是因为梦想而迷路——并非因为自身的无知与愚昧。做个浪子，做个城市的浪子并不容易。我所理想化的浪子，应该充斥着浸透到骨子里的浪漫，是遗世独立的浪漫之子，而非一般意义上浪漫的模仿者或臆造者。是浪漫造就了他，而非他创造了浪漫——他在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都近似于浪漫的化身。他的品质与浪漫水乳交融。包括他与城市的关系，也是浪漫主义者与呵护了这种浪漫的环境的关系——他从来就不仅仅作为一般的居民或小市民而存在，浪子与小市民在精神上是相对立的。城市的浪子。浪子的城市。城市的浪子注定是在漂泊中谋求变化的，并在变化中实现自身——无论场景的变化、周围人物的变化、时间的变化以及更重要的心情的变化。他只有在变化中才能得到发展。浪子的城市则同样是年轻化的，有冲动与酷爱幻想的气质，否则它的胸襟就不足以包容如此之多浪漫的人物和浪漫的事件——它的包容性本身就堪称浪漫的事业。法国的巴黎正是城市浪漫化成功的证明——它真正的青春期应该是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与艺术构成它对世界的贡献。它也因之而永远地成为人类社会中浪漫主义都市的象征。在漫长的岁月中，有那么多纷至沓来的艺术浪子被其收容：从莫伯桑、左拉、巴尔扎克到对巴黎的忧郁情有独钟的波特莱尔，从莫奈、塞尚、梵高、高更到毕加索、野兽派马蒂斯，从校旱家、诗人、印象派画家、流浪琴师、时装设计师到花腔女高音，他们不约而同地出没于贵妇人沙龙、大歌剧院、咖啡馆、街心花园以及典雅的画廊，出没于现实和远方的我们的想像中……可以说，巴黎的浪漫与光荣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一系列举不胜举的名字所烘托的，浪子们使一座城市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出名了。浪子们组合的星座也使一座城市在世界的理想中熠熠生辉。
巴黎是属于远方的，属于别人的。北京则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爱情。巴黎是别人的传说，北京则是我的现实。这座城市使一位游牧者留了下来，并且还挽留了他的炊烟和歌声。我在北京的晨钟暮鼓中圈阅着诗歌的羊群。我是一只装满了梦想的漂流瓶，是哪一片潮汐把我携带到这里又弃我而去？幸运的是，我灵魂的封条被城市果断的手势揭开了——长期封闭的梦想因之而获得愈趋开阔的空间。如同邱华栋在一篇文章中形容我是生长性的作家：“一个生长着的人生活在一座生长着的城市”，我的脉搏与思想逐渐与北京趋于一致。北京是一个诗人梦想的大本营。我青草堵塞的歌喉被打开了，开始咏叹霓虹灯、斑马线、立交桥、超级市场以及所有属于城市文明的事物——它们在我心目中恰巧与钟鼓楼、老城墙、胡同、四合院等古典的意象相映成趣。我是一个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行走的梦想家，一个具有双重性格（怀旧与幻想）的城市浪子。我躁动不安的灵魂，在城市的体内远航，在自己体内远航——越是身临其境的事物，在感觉中越是属于遥远的地方，正如美国乡村歌曲所吟唱的“最远的一里路是到家前的一里路”，这也是所有游牧者的体会。我的存在，就是为打破市民们的怀疑：城市，也有游牧者吗，城市也需要游牧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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