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在承德躲了将近一年，既不好意思面对先帝们的手迹与丰碑，又无颜见江东父老——肯定如坐针毡、进退两难。大病一场，索性躲到地狱里去了。
咸丰生前连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可他的敌人，“焚烧淫掠，备极残酷”，毫不手软地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价值连城的圆明园。菩萨心肠管什么用？甚至无力为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护。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善良的人是可欺的，怯懦的人是可耻的。
说咸丰是清朝的败家子并不为过。在洋枪洋炮面前，他拱手献出了都城，并退避三舍。逃跑主义与投降主义，就是由其开始的。狩猎者的家族，已生疏了弓马，竞争能力大大地退化了，任人宰割。从此，西方列强的铁蹄在华夏版图上横冲直撞，恣意地围猎。
就像道光选错了接班人，咸丰还有个失误：娶错了老婆。他该纳慈禧为妃的。慈禧把老公的棺材从承德抬回北京后，就发生政变，由此垂帘听政达四十八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阴盛阳衰的境地，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尴尬：不断地赔款，不断地割地，不断地签署卖身契（不平等条约）。慈禧不思振作国防，反而把本购置坚船利炮的海军军费挪用来盖别墅（颐和园）了。这个女人瞎搀和的结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绪二十六年(19oo年)，八国联军在中南海饮马，在太和殿里跳华尔兹……
我偶尔会作无用的假设：继承道光衣钵的若非咸丰，而是身不凡的恭亲王奕忻——那么历史是否要改写了？即使不能说国家的命运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叶赫那拉氏恐怕就没有机会在舞台上亮相了，更难以成为一个动乱时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后的晚清，至今仍是国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十个手指不可能一样长。奕忻与咸丰虽为兄弟，却具有不同个性——从南苑校猎各自的表现就能看出来：咸丰偏重于仁（其实是个庸人），奕忻倾向于勇（倒是可造才）。一山不容二虎，咸丰上台以后，奕忻只好低眉顺眼地跑跑龙套——以免把新帝比下去了。即使这样，咸丰对其仍加以提防与排挤。杨义先生曾将这哥俩比作萁豆相煎的曹丕与曹植，可见奕忻的日子是很熬的：“曹植借诗泄愤，成为旷世诗伯。恭亲王却把诗情倾注于林苑，使他的花园成为砖瓦木石堆叠成的沉默的诗了。”奕忻是道光第六子，因而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7号的恭亲王府，俗称六爷府”。这位有经韬伟略而无法施展的王爷，在空旷的花园里采菊、饮酒，也一样备感压抑吧？
咸丰去承德避祸，却把擦屁股的事交给恭亲王，令其留守京城“主持抚局”。这是一盘很难收拾的残棋，连皇帝都下不了的，只好委托自己的兄弟充当替罪羊，跟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讨价还价，赔笑脸、求情。“这是个置之死地的‘差事’。和谈破裂，背城一战，奕新只能‘殉社稷’。和谈成功，背上个丧权辱国的罪名，既‘隗对祖宗’，‘亦无颜于人世’。可是奕新居然‘不辱使命’，不佃‘妥善’地处理了‘抚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职和洋人拉上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区。”（引自方彪著《北京简史》）奕新作了咸丰的“人体盾牌”，抵挡腥风血雨。然而这“小六子”确实有几分指挥才能与外交手腕，总算把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
恭亲王本是挽弓当挽强的世袭贵族，有射天狼之豪情。不得不屈尊与豺狼谈判，赔礼道歉，委曲求全。想一想，真是够为难他的。若将奕忻比作中流砥柱，有点夸张了；但他毕竟努力发挥着能屈能伸、能开能合的外交家风度，以应付祸从天降的激变。不容易啊。
奕忻的硬骨头，后来体现在敢与慈禧太后相对抗。慈禧有一宠臣，欲从紫禁城正门出去办事，门官不允许，称其违背祖训（此门是皇帝本人进出的御道），双方就争吵起来。慈禧偏袒自己的走狗，要奕新和刑部处死一点不给面子的门官。奕忻严词拒绝。慈禧很下不来台：“你算老几？敢顶撞我？”奕忻不服软：“我是恭亲王。”慈禧威胁：“我撤了你的王爵！”奕忻不惧：“你撤得了我王爷的称号，可改不了我是先皇韵六儿子的身份！”言下之意是你算老几，反过来把慈禧给难住了。看来奕忻的本性是不畏权贵的耿直之人，傲气十足。
假如十九世纪的大清帝国，由这样的人当家的话，估计情况会好一些。
然而历史从来没有第二种选择。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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