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年名士祢衡，是个愤世嫉俗不畏权贵的人，他自视甚高，口无遮拦，一生只结交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孔子的后代孔融，另一位是官宦子弟杨修。孔融把祢衡推荐给曹操，谁知祢衡拒而不见，曹操怀恨在心，罚作鼓吏，祢衡则当众裸身击鼓，后来干脆穿上丐帮服，拄着打狗棒，一屁股坐在营帐外对曹操破口大骂，每骂一句，打狗棒就重重地朝地上戳一下，曹操反受其辱怒火中烧，因其才气过人，杀之恐遭人说自己无容人之量，于是唤来两名虎贲卫士，将他撂在马上，作为礼物送给荆州牧刘表。刘表及荆州人士早就知道祢衡的大名，把他奉为上宾，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但祢才子的致命弱点是目空一切，没过多久，又得罪了心胸狭窄的刘表，刘表当然明白曹操本意是借刀杀人，但他也不愿担此恶名，于是又如法炮制地把祢衡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了。黄祖是个粗人，因祢衡言语冒犯而杀之并埋于洲上，时年26岁。后人就以祢衡代表作《鹦鹉赋》而将其洲称为鹦鹉洲。
武汉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熟悉的，1999年我应邀担任某杂志的执行主编，客居江城一年有余，其间曾两次和黄鹤楼有过零距离的接触，也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产生过浓厚兴趣。隋文帝统一南北后，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开始显示出水6交通枢纽的独特优势，一时樯帆林立，商贾云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或许是职能定位的原因，这样一个东南巨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却从来没有成为过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国民政府分庭抗争期间除外）。我看过某网站对中国各大城市做的印象总结，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火爆热烈的天气、种类繁多的小吃、横冲直撞的武汉话、喧嚣繁杂的汉正街，无不体现它的市民性，武汉女作家池莉在校旱《生活秀》中更是对“市民化”有最真实的诠释。
我理解这座城市躁动的欲望和身上散发的落寞气息，它既缺少北京西安的厚重，又缺少六朝古都南京的雅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地位与上海天津广州这样的商业都市有些相似，但它们属于沿海城市，很早就受到外来文化的熏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充斥其间，如果说同样都“俗”的话，它们也是一种“洋俗”，而武汉则是地地道道的“土俗”。不过话说回来，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武汉是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再加上黄鹤楼带去了诸多文化的优雅，也给满身“俗”气的城市带去了迥异于市井的品位。
其实，黄鹤楼就是一首意境高古其味醇厚的诗，如果没有心境的炼化，灵魂的提升，即使把栏杆拍遍，恐怕也不能真正领悟到古人的“登临意”了。我试着像哲人一样，将温热的思绪沉入江底，去触摸历史那些冰冷的石头，在滚滚东逝的浪花淘尽了千古悲喜后，是否还能找回心头沉甸甸的文化遗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