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司马迁所言，庸庸碌碌，“未有奇节”，而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地方政府官员，以至于有人曾经推荐萧何升迁咸阳。像萧何这样一个引人注目、前途不可限量的人物，居然如此看得起刘邦，这只能解释为他早已预感到刘季这小子定非“池中之物”了。刘邦私自放纵囚徒，亡命芒砀山泽，借陈胜起义之机，杀回沛县，萧何毫不犹豫地响应刘邦，正如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咸阳一般。沛令被杀，萧何本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可是他一力拥戴刘邦，使一个市井小人和亡命之徒由此成为驰骋反秦战场上的著名的“沛公”。沛公后来一匡天下，建立不朽基业，恐怕早在当初的萧何意料之中了吧！
第二是萧何之智。智，也就是才智，智慧。所谓“慧眼识英才”，眼光其实是离不开智慧的。眼力或见识只是内在的才智或智慧的外部表征。有才智，方能目光如炬，洞察时势，鉴别英雄；有智慧，方能认识自我，保持清醒，进退有据。会打战，当然是一种本事，一种才能，但这本事或才能仅仅属于“技”的层次；有智慧，则步入“道”的层次。既有才能又有头脑，方能“技进乎道”。萧何始终很有头脑，与韩信大不相同。韩信有时像天才，有时像白痴，需视具体情况而定；成功前还能保持清醒，得意时便糊里糊涂；既没有“大丈夫当如是也”或“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图伟略，又不懂“谦受益，满招损”的立身处世之道。所以韩信充其量只是有“才”，决不能说有“智”。萧何则可谓才智双绝的人物，只是他的才能表现在不同的领域罢了。
举例来说。刘邦奉楚怀王之命，西征秦都咸阳，先于项羽占据咸阳，进居秦宫。当时的刘邦和一干来自穷乡僻壤、久历鞍马劳顿的将士，有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不由得目眩神夺，意乱情迷，流氓和强盗的本性再也压抑不住，雪崩也似的爆发出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众将士“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好酒及色”的刘邦，此时只顾埋首雕梁画栋的秦宫之中，偎红依翠，浅斟低唱。萧何这时在干什么呢？萧何智慧过人，头脑清醒，目标明确，动作迅速，一进咸阳，立即带人冲进丞相、御史、太尉等“三公”的官署，把所有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席卷一空，一车一车地运往驻扎在霸上的军营中保存起来。这批簿籍，在刘邦随后以“约法三章”收买民心的过程中功莫大焉。据说这些簿籍中还有一批军事地理档案，后来在楚汉战争中派上大用场。明人李贽评价道，萧何此举，乃是天生丞相材料的标志。
鸿门宴之后，项羽和范增为了限制刘邦，美其名曰“汉王”，封其地曰“关中”，实则把刘邦“发配”到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巴蜀地区。又把关中一分为三，分封给秦朝的三员降将，锁住刘邦进军中原的要塞，使刘邦欲动不能，局促如辕下之驹——这正是后人把今天陕西大部分地区和甘肃东部称为“三秦”的由来。项羽的分封方案刚刚出炉，便招来“诸侯不平”，刘邦更是怒不可遏。鸿门宴已经使刘邦丢尽脸面，现在项羽公然欺到头上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刘邦马上召集手下开会，准备豁出去与项羽拼命。樊哙、周勃、灌婴等亲信以为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都劝刘邦不要轻举妄动，刘邦盛怒之下，哪里听得进去。就连一向有本事让刘邦言听计从的张良，此刻也束手无策。
于是萧何来了。萧何独持异议，语出惊人。原来萧何整理研究了他抢劫来的那些秦朝图书簿籍，发现巴蜀并没有项羽、范增和刘邦所想象的那么糟糕。以为巴蜀地区是一片贫穷、闭塞、落后的蛮荒之地，不过想当然而已，其实乃是天大的误会。经过秦国百余年的不断移民和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之后，巴蜀已经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后方，有如积累甚丰的大仓库。再者，先是秦并六国，后是群雄反秦，经年征战，烽火连绵，中原地区频频惨遭蹂躏，早已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了。独有巴蜀地区多年来未曾遭受动乱，其发展潜力着实不可估量。所以，经营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萧何并且引经据典：“《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祸’。”上天如此垂顾于您，赐予如此丰厚的礼物，您还不要，可要当心惹出灾祸来！这一番雄辩的利害分析，战略策划，有如后来诸葛亮在茅庐中为刘备指明三分天下的局势，于刘邦好比拨雾见青天，豁然开朗，于是刘邦茅塞顿开，回嗔作喜。试问，包括张良、陈平在内的一班将士谋臣，哪一个具有萧何这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因势利导、以退为进的大智慧？仅仅把萧何看作刘邦的后勤部长，未免也太小觑了萧何。
第三是萧何之量。量，也就是器量，气度。富有才智者，不一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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