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的嬉闹声。
我右脸紧贴凉席，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趴在床上，浑身大汗淋漓，头脑里则是一片汪洋大海。
也不知过了多久，在我终于不堪忍受，下决心翻个身时，陆永平站了起来：「我跟你妈，啥事儿没有，信不信由你，这事到此为止」干脆利落得让我怀疑自己的耳朵。
走到院子里，他还不忘回头来一句：「再惹你妈生气，我可饶不了你」「还有，」他顿了顿：「那葡萄可熟透了，要吃赶紧的」「滚！」尽管咬牙切齿，汹涌澎湃地泪水，却再次印证了我的无力。
许久我才翻个身，从床上坐起，却感到浑身乏力。
记得当时天色昏黄，溜过围墙的少许残阳也隐了去。
我站起来，整个人像是陷入一团棉花之中。
开学前几天我见到了父亲。
因为剩余刑期不满一年，没有转执行，继续收押在看守所。
当然，看守所也好，监狱也罢，对年少的我而言没有区别，无非就是深牢大狱、荒郊野外、醒目的红标语以及长得望不到头的围墙。
父亲貌似又瘦了些，也许是毛发收拾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倒是精神抖擞。
一见我们，他先笑了起来，可不等嘴角的弧度张开，热泪打着转就往下滚。
隔着玻璃我也瞧得见父亲那通红的眼眶和不断抽搐的嘴角。
而亮晶晶的脸颊闪耀着稀释光阴的泪痕，和他身后墙上庄严肃穆的剪贴大字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时至今日，每当提到「父亲」这个词，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上述形象。
这让我想到罗中立那幅著名的《父亲》——他有一个沟壑纵横的父亲，我有一个泪光盈盈的父亲。
兴许是我们的再三叮嘱起了作用，又兴许是狭长局促的会见室释放出一种逼仄的威严，奶奶死死捂着嘴，硬是没哭出声。
爷爷拄着个拐棍，浑身直打摆子。
我赶忙上去扶着，生怕他一屁股坐到地上。
母亲远远站在后面，不声不响，像个局外人。
俩老人拿着话筒，一把鼻涕一把泪，也没说出什么像样的话。
等时间浪费得差不多了，奶奶把话筒递给了我。
我颤抖着叫了声「爸」，发现自己也成了泪人。
父亲似乎没啥要给我说的，叫了几声「林林」，抹了两把泪，让我把话筒给母亲。
母亲却没有接，她转身走了出去。
就那一瞬间，父亲嚎啕大哭起来，把身下的桌子锤得咚咚作响。
身后的两个狱警赶忙采取行动，这才遏制住了该犯人的嚣张气焰。
结果就是会见就此结束，反正时间也所剩无几。
临走，父亲叮嘱我要照顾好母亲，别惹她生气。
被押离会见室时，他还一步一回头，嘴里也不知道嘟囔着什么。
此情此景让奶奶再也按耐不住，鬼哭狼嚎的戏码终究没能避免。
一路沉默无语。
等陈老师一走，奶奶就抱怨起来，说母亲不近人情，「和平再有错，那也是你丈夫」。
爷爷也不知是不是支撑不住，「咚」地一声就跪到了地上，说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求」母亲千万要「原谅和平」。
母亲和我一起手忙脚乱地把他老人家搀了起来，撇过脸，却不说话。
许久她才叹了口气，轻轻吐了一句：「你们这都是干啥啊」时值正午，烈日当头，夏末的暑气参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凉。
我一抬头就瞥见了母亲那两汪晶莹欲滴的眼眸，瓦蓝瓦蓝的，没有半缕残云。
九八年抗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件事：第一，长者提到胸口的裤腰带；第二，那头幸运的、被广大官兵精心呵护的猪；以及第三，前前后后搞了三次的赈灾募捐。
其他年级不知道，初三学生每人至少10块，三次就是30.为此不少家长到学校抗议：为啥是我们给别人捐款，而不是相反？也有同村村民来找母亲。
起初母亲只是微笑应付，找教务处协商，后来迫不得已就把问题反映到了教委。
在各方压力下，第三次募捐宣告流产。
记得就是募捐流产后不久，一场姗姗来迟的冰雹裹挟着夏天不甘示弱的暴戾突袭了这个西部小城。
自行车棚塌了大半，篮球架也横七竖八地躺了一操场，遍布积水的校园让人想起末日降临前的索多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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