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
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
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
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
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
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
”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
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
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
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
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
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子——鞑靼。
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
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二汉人激烈反抗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奴役。
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上世纪（十三）八十年代，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
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
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
——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
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
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
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
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
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
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
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
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
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
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
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
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
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
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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