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诗人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
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
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
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
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
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这位卖尽儿女、日暮途穷的农民，当他临风泪尽而仍不能活下去时，他可能跟他拣到的孩子一齐饿死，但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人，跟其他同一命运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抗暴。
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开始，各地即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
七十年代后，又增加了和珅的能源，全国民变，遂更风起云涌。
我们选择十多个重要的民变领袖，列如下表：白莲教流行在北方，天地会流行在南方，都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组织。
因为经常聚会的缘故，对官员的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愤怒化成集体的反抗行动。
七十年代，白莲教领袖之一的刘松，在河南鹿邑县起兵抗暴失败，被杀。
他的门徒之一刘之协逃亡。
十八年后九十年代，刘之协忽然在河南扶沟县出现，但立刻就又失踪。
弘历又惊又怒，命令严厉搜捕。
这时和珅当权已久，贪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风气，搜捕逃犯正是弘历赐给官员们的发财良机，千千万万大小官员就乘此良机，高喊捉拿白莲教，而对人民作有计划的敲诈勒索，被称中国心脏地区的各省，如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四川、甘肃，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在冤狱手段下，几乎全部破产。
至于无产可破的贫苦家庭，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是被捕入狱，在酷刑下自动承认自己是白莲教匪徒，被绑赴刑场处死；一是像诗人所叙述的那位农民一样，抛弃家园，流离他乡，或终于饿死，或侥幸没有饿死；另一是愤怒而起，武装抗暴。
聂杰人、王三槐，以及远在台湾的天地会领袖之一的林爽文，都是首先发难人物。
在这些变民领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们对民变性质加强认识。
一七九八年，四川总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发誓保证他的安全。
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却把王三槐逮捕，宣称是在剿匪战役中生擒的。
皇帝(禺页)琰命将王三槐送到北京，亲自审问他为什么要叛变，王三槐回答四个字。
“官逼民反。
”(禺页)琰教他举例说明，王三槐就把官员们贪污暴虐的情形，一一说出。
(禺页)琰大为震动，追问说：“四川全省，难道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王三槐回答说：“只有一个，就是刘青天。
”指的是四川南充县长刘清。
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被称为盗匪的朴实农民内心所怀的痛苦。
他们只求官员不贪污或少贪一点污就心满意足，但这种最低的愿望，竟无法实现，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禺页琰)虽然对官员的贪污大为震动，但形势已经造成，他已无力改革，对于被人民称为“青天”的刘清，也不能保护，刘清在稍稍擢升后，被贪官群排挤革职——排挤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则是当众人都害麻风时，不允许某一个人降。
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国人民，无论官员如何贪污残酷，只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乱，罪不可道。
然而，杀了王三槐不过使变民少了一个领袖，王三槐的部众由他的助手冷天禄率领，继续跟清政府战斗。
其他的革命群众因勒保的背信，使他们的反抗行动更为坚强。
和白莲教、天地会同时并发的，还有苗民族的抗暴。
苗民族在纪元前二十七世纪，被汉民族领袖姬轩辕击败后，辗转退到贵州、湖南两省广大的山区，而跟外界隔绝。
他们没有文字，文化程度远落在汉人之后。
上世纪（十七）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长（土官）世袭制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流官）治理。
苗人纯朴诚恳，把官员当作神明。
于是苗人区域遂成为贪污官员的乐园，汉民族的败类奸商和地主，跟满族官员勾结，用诈欺或威迫的手段，侵占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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