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朝鲜主权而又拒不撤退的中国军队。
中国急向朝鲜增援，当增援的军舰济远号跟广乙号，运送陆军到牙山（汉城南八十公里）回航，驶到距牙山六十公里的丰岛海面时，受到日本舰队偷袭，广乙号搁浅，自己炸毁。
济远号竭力抵抗后不支，悬起白旗诈降，然后乘隙逃走。
日舰在追击途中遇到中国第二批增援部队所乘的高升号商轮和操江号护航舰。
高升号被击沉，增援部队一千二百人仅七十余人逃生。
操江号携同所载运的白银二十万两军饷投降。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战争分别在陆海战场进行。
中国驻防牙山的陆军，自丰岛海战后，就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无法抵抗，即向汉城北方二百公里外的重镇平壤撤退。
中国在平壤集结的军队有一万四千人，司令官（诸军总统）叶志超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没有声望，其他将领们也都是大小官僚，除了吸食鸦片外，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都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
等到日军以一万五千人发动攻击时，大军即行崩溃，叶志超首先逃生。
日军乘胜尾追，越过鸭绿江，深入中国领土的辽东半岛，顺利地占领位于半岛最南端、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
日本这时已决心永远的攫取旅顺，所以在旅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中国人全部死尽，只有三十六人逃生。
平壤溃败三天后，中国北洋舰队，包括战舰十二艘、炮艇二艘、鱼雷艇四艘，从大连出发，运送增援平壤的武装部队在大东沟（辽宁东港）登陆，在回航途中的黄海上，跟同样拥有十二艘战舰和四艘鱼雷艇的日本舰队相遇。
北洋舰队司令（提督）丁汝昌站在旗舰定远号的舰桥上指挥，下令舰队作一字形雁阵应战。
可是副司令兼旗舰舰长（右翼总兵旗舰管带）刘步蟾，发现如此则旗舰定远号恰恰在最危险的前端，将第一个受到炮击，于是他在转达命令时，竟改为人字形雁阵，使定远号位于他认为比较安全的中央后方位置。
英国顾问泰乐尔看见阵势跟司令所下的命令不符，对这种在海军中闻所未闻、几近叛变的阵前抗命，大为震骇。
他急忙奔上舰桥，企图挽救，但时间已不许可，日舰已经逼近，刘步蟾下令开炮。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定远号的大炮发射第一炮时，那个年久未修，早就锈烂了的舰桥，被震断裂，丁汝昌和泰乐尔被双双抛到半空而后跌到甲板上。
丁汝昌腰部重伤，泰乐尔失去知觉。
日舰的猛烈炮火，把定远号的桅樯摧毁，以致悬挂不出指挥的旗帜，各舰遂成了一群各自为政的盲鸭。
海战只五小时，中国战舰五艘沉没，其余全部重伤，落荒而逃。
日本则仅旗舰松岛号重伤，无一舰被击沉。
北洋舰队这时仍剩下军舰二十六艘，包括战舰七艘、炮艇六艘、鱼雷艇十三艘，集结在基地威海卫（山东威海）旅顺陷落后，威海卫更加重要，仍控制着渤海海口，阻止日舰进攻天津。
黄海战役三个月后，日本海陆夹攻威海卫，陆军由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登陆（七世纪时，中国援助朝鲜半岛上新罗王国的远征军，就在这里乘舰出发）日军登陆后，攻陷威海卫的要塞炮台，北洋舰队反而暴露在自己岸炮的威胁之下。
日本海军又一连两夜发动鱼雷艇偷袭，定远号被击搁浅，来远号和威远号则被击沉，两舰上的战士伤亡惨重，但两舰的舰长却安然无恙，因为两位舰长都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舰上。
这是一个绝望的局势，中国海军主力全在北洋舰队，其他南洋、粤洋两个舰队都微不足道，而且地域观念和派系观念，使他们乐意于看到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系势力瓦解，所以北洋舰队根本不可能有援军。
不久，司令部所在地的刘公岛上发生兵变，水兵弃舰登陆，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们一条生路”而岛上驻防的陆军却抢着攀上军舰，要求快快逃命。
秩序已乱，英国顾问瑞乃尔建议丁汝昌凿沉残余军舰，士兵徒手投降。
丁汝昌采纳，下令沉船，可是那些舰长们恐怕沉船后会触怒日本人，可能性命不保，所以拒绝执行命令。
丁汝昌又打算率领各舰突围，更没有人理他，丁汝昌只好服毒自杀。
拒绝沉船，又拒绝突围的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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