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
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
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吓。
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像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圣人系统发言，于是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的对抗。
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毛病要轻得多，大多数都能冷静地思考到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文化的意识形态。
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也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比中国社会蕴藏较高的活力。
长子继承制度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立事业。
中国是平均继承的，每一个男子都有一份遗产，他缺少创业的刺激，如果他雄心勃勃地去创业——除非是去参加科举考试，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赞扬他奋发进取，反而会认为他不知道安分守己。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家庭，往往跟家族同义，《红楼梦》上的贾府就是一个士大夫地主家庭的典型形态，没有工作不能生产的成年人，他不必工作，只要停在家里，照样可以享受被重视的生活。
而在老年时，尤其占优越地位，所以中国人永远在礁石保护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巨舟的保护之下。
日本人没有礁石作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必须奋斗。
中国政府的性质和皇族的地位，跟日本的完全不同。
日本皇帝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是一种传奇的政治形态，日本有过将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但幕府的最高官位不过“征夷大将军”他们把天皇的权力剥夺罄尽，但从没有人想到把天皇排除，自己去当天皇。
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力的野心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皇帝挤下宝座，由自己的屁股坐上去，并且还要用极残忍的手段对付失去权力的帝王，以免他死灰复燃。
帝王本身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些有权力的野心家，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
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权力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帝王的最大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官员或将领独揽大权。
一些高级官员或军事将领，也特别用不揽大权——事实上也就是不负责任，来表示自己并不是野心家。
西洋文化中的民主政治，主要的精神是帝王无权，权在民选的宰相和议会，而这恰恰的严重违反了中国政治传统，更触犯了权力中心最大的禁忌。
日本天皇事实上一直没有权力，所以也从不担心丧失权力，征夷大将军归还大政，不过把权力从旧式的幕府转移给新式的内阁与国会而已。
所以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
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纷纷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放到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
英明的玄烨大帝，就公开承认，绝对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有。
以贪污为中心的官员们的结合，形成一个只有中国才有，而其他各国所无的“官场”和官场特有的意识形态，在官场中，以善颂善祷和不负责任为第一要务。
这些跟西洋近代文化，尤其跟自然科学工业以及军备业务，不能并存。
日本却在二开始就肃清了贪污，建立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文官制度，这是重要的分野。
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
石头投入酱缸只会听到“噗”的一声，苹果种进酱缸很少能发芽，即令发芽，也无法成长，即令成长，结出的果实也使人沮丧。
中国没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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