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源后悔不已，将所有有关责任人严厉处罚。浑公儿由于诬陷致人死命，处以脊杖二十，罢免所有官职，发配到边远地区的登州（今山东蓬莱）。
石敬瑭由于没有调查清楚真相，致使冤案发生，复奏时还夸大其词，任意诽谤，最终使无辜儿童丧命，还使李嗣源有了过错，但念他是李嗣源的女婿，是国亲，而且有功于国家，最后罚俸禄一个月。
这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处罚偏轻了，但封建社会就是这样，贵族和官员有司法特权，官员犯法一般可以用官的级别抵罪，或者因为皇帝的宽恕而减轻或免于处罚，而且贵族官吏和百姓的地位都是不一样的，至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也要看这个“王子”是不是有靠山，是不是和皇帝关系好，或是是不是已经惹得皇帝不高兴了，要是已经早在皇帝的剿灭名单中，那么皇帝不会吝啬做一回公正的执法者，但是要是犯法者和皇帝关系比较好，那就小事化了了。
而这件事处罚了当事人还没完，李嗣源为安抚儿童的父母和亲属，赐绢五十匹，谷子和小麦各一百石。然后，李嗣源下诏，以后不论首都和地方的死刑案件，都要仔细审查，不得徇情枉法。
为表示自责李嗣源“减常膳十日”，以此向冤魂谢罪，皇帝能够为了两个小百姓惩罚自己，这在历史上并不常见，所以说李嗣源这个人的确是不错，最起码说守成明君那是没啥问题的。
后又他下诏放宽酒曲专卖制度，允许民间自己酿造，在秋天征税的时候每亩交纳五文钱，这一方面减少了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还为百姓增加了一个生计。
李嗣源为吸取李存勖吝啬导致兵变的教训，经常赏赐军队，因而国库紧张，他就命孔循担任租庸使，适当增加了一些税收，将酒曲实行国家专卖就是增加收入的一项措施。
但孔循却很严酷，按章办事，执法严格，可以说没啥人情味，不论私自造酒曲多少都一律处死，因为在当时的法令上面就是这样规定的。
李嗣源看到这种结果，非常不安，这都是杀孽啊，于是就下诏予以废除，让民间自由酿造，然后交纳少量的酒曲税。
和五代时期的其他皇帝比起来，李嗣源还是非常顾念百姓利益的，还能知错就改。五代时期在历史上以法律严酷和刑罚残酷而出名，对于私自贩卖食盐和酒曲的，有的一斤就要处死。
刑罚也是有断舌、断筋、折足、腰斩、凌迟（我们常说的的千刀万剐，这个刑法一般认为就是五代时期兴起的。）等酷刑。乱世之中，李嗣源的一些爱民便民措施就显得很可贵了，所以才称其为明君。
除了爱民，调整法令政策之外，他还严于律己，“好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他厉行俭约，节俭不求奢华。
李嗣源在修宫殿的时候，非常节俭。当宫殿刚刚建成时，负责工程的官员请求用红漆涂饰，再修得华丽一些，彰显皇家威严。
李嗣源却说：“这个宫殿因为被烧过，所以不得不修，但只求宏伟壮观即可，不求华丽。”和李存勖比起来，李嗣源显得非常简朴，也非常明智，一方面国家没钱，另一方面花钱的地方多，这一块说多了又牵扯到了古代的税负，这一点后面会讲，但是引起古代国家很庞大，经济很繁荣，但是税收了了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税基出了问题，这后面会详细说。
还有一次，为节省国家开支，李嗣源下诏在边疆设置马匹买卖场所，不许少数民族再直接到宫殿前来献马，这是典型的要实惠不要面子，那些虚无缥缈的面子，李嗣源觉得可有可无的都不搞了。
先前，党项族人和其他北方部落总是以献良马为名，将良莠不齐的马匹送到京城来。但是后唐那是大国，不能慢待了来使，于是一律好吃的好喝的供着，还要给他们赏赐。
所以后唐就照价给他们钱，但再加上他们住宿、吃喝以及得到的赏赐，每次都要花费不少钱物，浪费极为严重，给国家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
李嗣源了解情况后，当即下诏禁止他们再到京城来献马，只在边疆一带设马场交易，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开支。其实这一点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外邦小国利用，他们不仅仅把这当成是一种朝贡或者上供，他们认为这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所以后来很多的皇帝在国家强盛的时候都会开供奉，让外邦蜀国来进贡，彰显文治武功，可是等到了国家没钱了，立马就会禁止，因为国库里拿不出来赏赐的东西。
除了这一点，对于一些其他皇帝很看重的虚名李嗣源也不追求，冯道多次请求给他上尊号，这对于一些好大喜功的昏君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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