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回来时还抱怨母亲没个度，连自己能吃多少也不知道。
完了她指着我的脸说：「这边儿的疙瘩痘咋肿了，那么红啊，可不敢乱搓！」我无力地笑了笑，除此之外真不知该作何反应。
毕竟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挨耳光，况且还来自母亲。
我觉得几乎顷刻间，所有的躁动不安都令人惊讶地迅速退散。
我伸伸触角，一切又平静如水。
当天吃午饭时母亲来了个电话。
刚接起我便知道是她——那均匀轻巧的呼吸一如既往，总让我想起新叶背面悄悄伸展的细密纹路。
谁也没说话。
我连声妈都没能叫出来。
奶奶好奇地问：「谁啊？」母亲总算开口了，她说：「电话给你奶奶」于是我就把电话给奶奶。
她们说些什么我不清楚，倒是奶奶不时扫我几眼，评头论足的唔唔嗯嗯令人毛骨悚然。
放下电话，她老长叹口气，便不再言语。
我埋头扒饭，心头的鼓不由越发紧密急促。
直到一碗白米饭下肚，奶奶都没说一句话。
我实在忍无可忍，只好问：「咋了？」「啥咋了？」「我妈咋了？」「你妈没咋，」奶奶又是一声长叹，「倒是你这疙瘩痘，我看还得找个老仙儿对方子，你妈非要买啥洗脸奶，瞎折腾一天」就是这样。
那天我扎在呆逼堆里打了一下午双升，之后又结伴捣了会儿台球，回来时天已擦黑。
趁一家人在楼上纳凉的功夫，我缩凉亭里，于蚊虫叮咬下吃完了饭。
飞快咀嚼的同时，我下意识地竖起耳朵，去捕捉母亲的动静。
然而一无所获。
等收拾好碗筷，打厨房出来，我却险些撞上母亲。
淡薄的星光下，她着一件碎花连衣裙，披散着的长发犹如晚风新发的嫩芽。
我想说点什么，却只是撇过了脸。
母亲也没说话，她摇着蒲扇，转身上了楼。
我在院子里杵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进了堂屋。
那支可怜可俐就立在茶几上，我一直没动，直到有一天它自己卸下包装跑到了洗面台前。
母亲的不理不睬持续了好几天，连父亲都发现了异样。
他偷偷问我是不是招惹母亲了，我一时面红耳赤，屁都放不出一个。
于是一次午饭时，父亲宣布：「现在的小孩啊，喜欢搞点青春叛逆，叛逆个屁啊，要让我遇着，屎不给他们打出来！」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我瞥了母亲一眼。
她头都没抬，只是面向父亲说：「吃个饭，你能文明点不？」除了一声嘟囔，后者无言以对。
片刻后，在奶奶的不动声色中，母亲又转向我：「可别跟你爸学」这句话令我打了数天腹稿的长信宣告流产，也让我愈加坚信：父母与子女通信是影视作品里才会出现的滑稽桥段，乃是一种艺术加工，或者确切点讲——一种不可理喻的华而不实。
毫不夸张地说，那个令人羞愧的早晨像座突然崛起的堤坝，把我体内跃跃欲试的潮水收拾得服服帖帖。
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重拾手淫的乐趣。
至于蒋婶，我说不好，或许她只是恰巧处在那里吧。
就如同九七年夏天在平河滩上偷瓜，你选定一个，必会被另一个所吸引。
那不计其数的西瓜似河面上的波光粼粼，令人眼花缭乱。
而犹豫等于被俘，如果你真的口渴难耐，唯一的正确做法是就近抱住一个就跑。
九九年冬天后，蒋婶就经常在家里走动了。
她不打正门进来，而是走楼顶。
有好几次，我见她拾阶而下，毛衣里的奶子像不时飘荡于院子上空的嗓门般波涛汹涌。
多数情况下她会找奶奶闲聊。
当然，碰到父母在家也会扯几句。
比如那年母亲在卢氏给我做了套西服，她看了直夸前者有眼光，还说我瞧起来像个小大人了。
这算不算某种鼓励我也说不准，总之冬日惨淡的阳光驱使我在她丰满的身体上多扫了好几眼。
那个冬天多雪，２０００年元旦前后积雪甚至一度有膝盖深。
于是人们就缩在煤炉桌旁烤火——那是一种类似于炕的存在，下面炉子上面桌子，至今北方农村靠它取暖。
有天晚饭后我趴桌子上看书，周遭是喋喋不休的众人。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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