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早就在小礼庄商议过，东拉西扯的，说到底都是扯淡，用到你时可以，一有麻烦就躲得远远的，生怕沾染他们。
说这话时，他牙都咬得咯咯响。
剧团的人往家里跑过两趟，之后就再没来过了，按青霞转述小郑的说法，于事无补不说，还耽搁老人休息。
奶奶倒是一反常态地情绪稳定，该吃吃，该喝喝，除了略微有些焦躁——她总说家里热得厉害，要开窗，要出去走一走。
元月二十一号打平海广场路过时，红星剧场的铁大门已经贴上了封条，查封单位是平海市公安局，但自始至终没收到任何通知。
打过两次牛秀琴的电话，都是关机。
虽然知道找她没啥用，那天晚上我还是没忍住，试探着问那个老姨不挺有本事，能不能让她想想办法。
谁知父亲一拍大腿站了起来，险些闪了腰。
「她？你当她是个啥好东西？她要能自身难保就烧高香了！」他猛抽几口烟，然后把烟头狠狠地扔进垃圾桶里，很快又捡出来，搁地上踩了踩，整个人直喘气。
虽然父亲说了个病句，但什么意思显而易见，连我以为会颇不满意的奶奶都没吱声反驳。
就是这个晚上，父亲又提出请律师。
搞不懂为什么，我不愿其他人参与进来，但老这样也不是个事，连确切的刑拘罪名都不知道，更别说申请取保候审了——我的计划已然被打了个稀烂。
我犹豫过要不要联系老贺，最后还是直接找了师父。
这个即将完成秃顶的矮个子男人起初假装不认识我，等说明来意，电话那头突然就沉默了。
当然，百般刁难是免不了的，任谁来都一样，预审大队的兔崽子们可谓教科书级的软硬不吃。
好在一番斗智斗勇后，拘留通知书总算是看到了，母亲被控罪名是受贿罪、洗钱罪和骗取贷款罪，字歪歪斜斜、春蚓秋蛇，比小学生强不到哪去，却没人笑得出来。
前后往平海二看跑了三四次，也只是送了些衣物和钱，会见当事人远比想象的难，甭管你义正言辞、撒泼耍浑，甚至扬言找领导，都没用。
最后不知师父使了什么手段，副所长还真出来了，两人在办公室谈了十来分钟，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二十四号下午再过去时，会面被批准了。
然而没让我进去，师父强调说我是律师助理都没能蒙混过关。
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其时我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会面大概二十来分钟，我却像煎熬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师父出来时很轻松，至少表现得很轻松，他说母亲情况不错，不用担心，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至于警方的控罪依据，虽不能说一头雾水，至少也是全凭猜测，除了一纸拘留通知书和母亲的几句话，我们手头什么都没有。
带着剧团会计跑了一天的银行、工商、税务后，师父列了个清单，对母亲不利的无非是几项资金往来，广义上和政府多少都有些牵连，比如艺术学校在工行的政策性贷款（七十万）、教学楼修缮占用的百分之二十五艺术教育专项补贴（八万多）、平海市政府颁发的年度文化贡献奖（第一年奖金两万，后三年每年五万）、来自中华体育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捐赠（人民币二十万和一套德国音响系统）以及红星剧场的租赁合同（甲方是平海市文体局，租金每年五万，合同期一次性十五年），此外就是两个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无管理权投资（本地有名的某教育培训机构入股二十万，某福建房企入股四十五万）。
这两个企业是不是陈建军拉来的我不清楚，更拿不准该不该把此事透露给身旁的秃顶矮子。
不想还是师父先开口了，先谈资金，再论罪名，最后得出结论说，事儿其实不算事儿，不管银行贷款还是基金会捐赠都账目透明，奖金、补贴啥的也都是政府公开发放，有法可依、有据可循，至于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投资——如果所谓受贿罪指的是这个的话，且不说理论界对受贿罪的共犯构成存在争议，就算有定论，投资毕竟是投资，又不是赠与，还谈不上是谋取利益。
唯一有问题的大概是那个租赁合同，从市场角度看，租金略低，租期过长，可能违反一些程序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但后果顶多就是合同自始无效，扯到刑事责任上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了。
听他这么说，我想不激动都难，但紧跟着，师父话锋一转，说错就错在母亲运气不好，赶上风头了，陈建业一落马，基金会正
-->>(第2/8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