烫火的“老舍”肯定不是正宗。高消费的茶馆只会触伤平民敏感的自尊。况且我们的大师从来就不曾祈望如此的虚荣。那里面肯定没5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卖了。那里面更找不到骆驼祥子的影子了。老舍寂寞的时候，会步行来这里喝茶吗?他会感到熟悉还是陌生?后来我学会安慰自己：忽略它浓厚的商业色彩吧，我把它当作闹市中设立的老舍的纪念馆，纪念一位仍然在北京城的记忆中活着的死者!
巴金在悼念文章中以“不朽”一词形容这位死者的《茶馆》：“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馆》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样熟悉旧社会，那样熟悉旧北京人。这是真实的生活。短短两三个钟头里，我重温了五十年的旧梦。在戏快要闭幕的时候，那三个老头儿(王老板、常四爷和秦二爷)在一起最后一次话旧，含着眼泪打哈哈，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着泪水，好些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戏了。这难道仅仅是在为旧社会唱挽歌吗?我觉得有人拿着扫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坦率地说，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呢?”这是一位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评价。我甚至猜测：巴金是否由剧情中人物预备纸钱、祭奠自己的独白联想到剧作家本人——老舍借助人物之口预言性地为自己提前唱出了一曲无意识的挽歌?“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我听见老舍同声的声音，是他在发问。这是他的遗言。我怎么回答呢？”巴金曾经对方殷等说过“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以及“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之类的肺腑之言。“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但我们是不是从这位伟大作家的惨死中找到什么教训?他的骨灰虽然不知道给抛撒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通过他的口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请多一点爱他们吧，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巴金在悼文中总结老舍——“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纵然如此，老舍之死是北京城的损失，又是一代人的损失。或者说，是2o世纪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距老舍之死已有4o年了——恰恰4o岁的我(代表北京城里的一代年轻文人)，以文字追怀4o年前一位伟大的死者，权当世纪终结之际一次冗长的默哀吧！
这样的工作不只我一个人在做。另一位我不相识的同志宋炳辉所采取的纪念方式，是把水上勉、井上靖以及冰心、胡风等诸多中外文化名人回忆老舍的文章编选为一册《老舍印象》，并在序言中倾述：“老舍之死是触目惊心的。但令人惊悚的还不仅因为他是1o年‘文革’里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的第一人，也不只由于他在受辱于盛名之下而作出的毅然抉择，甚至不在于他的死会令人惊异于其和屈原投江的一幕的何其相似。与22oo多年前的屈原之死相比，老舍的纵身一跃与我们近在咫尺……”如果这种联系不算牵强附会的话，那么我作为一个在老舍死后才出生的迟到的忠实读者，则要沉痛地咏叹：太平湖、太平湖，不仅仅是一位叫老舍的文人的葬身之地，也是北京历史中的汩罗江——它离我写作的寓所只有1o公里，它离今夜只有4o年……但同样有一点是令人欣慰的：老舍的灵魂从来就不曾离开过他所热爱的北京，老舍的艺术生命是不死的，他所呼吸着的那个博大而永恒的时空——离我们乃至离后人，都只有一纸之隔。
老舍之死固然是北京城的一大损失，但老舍同样是北京城永远的骄傲。他以自己的母语浓缩、定格了北京城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作为一份厚礼馈赠给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并且还在生活的人民。他是最纯粹、最彻底的人民的作家。同样，这也要感谢北京——北京给2o世纪的中国贡献了一位平民化的大师。老舍的作品不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舍没死。老舍不死！
就身份而言，老舍区别于同时期大多安徽作家之处——在于他是满族人（或称北平旗人）。宁恩承先生归纳过：“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类，3oo年中满洲人有三位杰出的校旱作家，可称为满洲三杰。第一个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第二个是《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第三个当推老舍。这三个人都是北京满洲人。第二相同之点是三杰全为穷愁所困。”他指出曹雪匠在被抄家之前至少还有过一段富裕艳丽的少年时代，所以才做得出红楼之梦——有其记忆方有其梦想?李汝珍和老舍则始终挣扎于贫困，因而三人的题材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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