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顾人仪上奏，请降天下税赋。
这一点，朱厚照原则上也同意了。
因为商业税开征，农业税的确可以一定程度的降低。
实际上，大明的税率一直不算很高，这个数字没有统一的，因为不同的地区、田亩、人员交得税不一样，但总体平均维持在5％—10％之间，只有苏州、松江地区的税率很高，大约在20％。
具体原因人人俱知。
至于说老百姓负担很重，这主要是其他的配套制度不合理，比如说经常被提及的士绅除优。
这就使得交税的大部分都是穷苦人，
这部分人，不交税他都过得很艰难，更何况天下税赋都在他们身上呢？
除了这些底层人民，其他人日子都还行，比如江南地区，崇祯皇帝死的时候，江南还是一片欣欣向荣。
国家治理体系的瓦解甚至没有让江南变得混乱，反而是因为放松了管控带来一阵繁荣。
但生活在现代的我们都知道，任何繁荣一定是有着还不错的经济基础，否则空着个肚子，你瞎乐什么？
说回朱厚照之所以原则同意，
就是他并不同意全面性、普惠性的减税。
关于这一点他将顾人仪召唤入宫特地面谕，就是他只同意针对贫困区域的底层人民减税。
现在大明征土地税是认地不认人，就是不管这块地是谁的，它该交多少税就是多少。
如果没人认这块地，那也行，你不是不要吗？官府收回来。
这样的话，就有那个技术条件做到认定一个人是富还是穷。
所以减税也就能针对性的减，即家中人均拥有田地五亩以下的，这可以减。
超过这个数的，不是地主也是富农，交点税怎么了？
当然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朝廷要认人均，这就有说法了，比如说赶紧生一个孩子——这不一样了吧？
这一点，朱厚照也认，这个年代人口规模不是负担，那么大片的土地呢，人口规模就是国家实力的一部分。
还有，就是人为把土地拆出去。
比如说，亲戚两家之间，一家在亩均5这条线之下，一家在上，如果可以的话就相互操作一下，官方过继个孩子，实际上还是什么都不变。
这些属于农村社会的基本操作，不管你怎么定政策，老百姓都有办法。
不过与减免税赋带来的正面意义相比，这都不重要。
新任的内阁首揆顾人仪虽然名望高，但高也高不过执政二十二年的正德皇帝，对于皇帝提出的这些他也不敢违逆。
至少也是部分成功了。
于是内阁加紧制定如何减税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