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两档也不是完全隔绝的。
有些聪明的工匠和商人，在长期制作中，能发现一些巧妙的办法诀窍，让原本属于高档质量的武器生产，也常规化，规模扩大化。
这样的工匠和商人，就能打败竞争对手，获取利益就会更多。
逼得高端品的制造工匠，想出更多提高档次的办法。
对朝廷来说，自然是乐于看见这样的情形发生。
崇祯看到钱谦益的奏疏报告，大感欣慰。
他知道，这意味着大明原本浪费在各种富人花天酒地的财富和人力物力，现在正在源源不断的注入到钢铁冶炼和武器生产领域。
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不是停留在一个阶段，而是不停的进步。
江南之地的工匠的水平，岂是建夷那边的工匠所能比肩的。
当然建虏的工匠基本也都是原先辽东汉人工匠。
但辽东比起江南来各方面水平毕竟要落后许多，工匠技艺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大明的机器运转一到上了轨道，武器质量这块对建夷形成碾压性的优势是不成问题的。
新政落实推广后，向北方运送更多的物资，包括粮食、武器等等的紧性也增加了。
钱谦益想到了海运问题。
如果能振兴海运，甚至逐步用海运代替河运，那带来的巨大利益是多方面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钱谦益自己心血来潮才想到的。
明代早就有不少大臣提出过应该用海运代替漕河运输。
这其中以弘治时期担任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一代名臣丘浚的观点最为鲜明。
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论述了海运多方面的好处。
首先是更节省运输经费。
丘浚说，河运比陆运可以减少运费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海运比陆运可以减少运费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那也就是海运比起河运来至少节约运费一半多。
而且使用海运，南北货物的来往运输，就可以不再受制于运河拥挤堵塞，南北货物更加畅通无阻，必然让国家更加富裕。
用丘浚的原话是：“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
针对质疑海运者渲染的海上风波险恶，容易飘溺失事，造成更大损失。
丘浚用元史中记载的历年海运数据统计论证，海运造成的货物和粮食的损失其实要小于河运的损失。认为海运就会损失更大，只是想当然而已。
更何况海运带来的好处，不仅是粮食和货物运输更畅通，还能通过海运能培养出大量熟练的航海人才，造船人才，也可以让国家拥有一支现成的海上力量。
把熟悉海运的士卒转换成海上作战的军队，也很容易。
丘浚将海运的重要性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他说“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
钱谦益对丘浚的这些议论深有同感。
他把丘浚关于振兴海运的议论附在奏疏里上报朝廷，请求朝廷批准，准许江南从少至多，逐步用海运代替部分漕运。
甚至一些运送往东江镇诸岛，运送往鲜国的物资和军器，可以不再先由河运至北方，再转海运。
而是直接从太仓出发，走海路往北运往东江，这样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对东江镇的支援会更加迅速得力。
等到海运规模扩大到足以取代原先所有河运之时，朝廷也就拥有了一直现成的强大海上力量，拥有了规模可观的航海人才。
以后不仅是南直隶的物资可以通过海运向北向南输送。
包括福建、广东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也都可以直接发船从海路运往北方。
等朝廷海运力量足够壮大，在海上就不必完全依赖于郑芝龙的势力，?对郑芝龙也可以更有效的控驭。
而海运规模不断扩大，以后若是大明内地人口过密，也可设法从海上搬运至海外各地。
钱谦益特别说道，他看李之藻和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海外实有大量旷地，尽可安居，如吕宋、马大音、亚来沙、实利百松等大岛固然是如此，更不必说还有南北亚墨利加这等土地肥沃，地广人稀之所。
若是大明发生灾荒，流寇作乱，朝廷有好生之德，尽数诛灭，未免不仁，放而不杀，则这些人已经抢掠成习，乱性已成，又难以安居，反成百姓之累。
若是招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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