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手握着筷子，不熟练地夹过一小块鸡蛋放进嘴里，红红的汤汁滴了一滴在桌上，像一滴血。
“贺黔你做饭好难吃哦～”
我那时候才三岁，说话还带着尾音。坐在那张比我还高的椅子上，脚够不到地，在空中晃啊晃的。筷子对我而言太重了，握得手指发白，才勉强夹起一块鸡蛋。
贺黔坐在我对面。那年的贺黔才二十出头岁——后来我算了算，他辍学带我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才十九。十九岁，他妈的就是个孩子。
桌子对面，贺黔沉默地吃着那盘灾难。
后来我无数次回想那个画面，才明白那盘菜为什么那么难吃——他凌晨四点才从物流中心回来，六点又要去便利店上早班，中间这两个小时，他要给我做早饭、喂药、洗漱，然后自己囫囵睡一会儿。睡眠是碎片，时间是奢侈品，盐放成糖、火候过头，太正常了。
他看着我，没说话，只是拿起又筷子尝了一口自己炒的菜。然后他的眉头很轻地皱了一下，又迅速松开。
“是吗。”他说，声音有点哑。他那时候总是很累，眼睛里永远有血丝。“那下次爸爸做好吃点好不好。”
可我看见他右手虎口上贴着的创可贴，边缘已经有点脏了。还有他左手手背上那个新鲜的、红红的烫伤水泡。
“我看看你手。”三岁的我突然说。
贺黔愣了一下，把手往身后藏。“没什么。”
“给我看嘛！”我从椅子上滑下来，摇摇昇晃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手腕。
“没事。”他把手缩到桌子底下，“快吃，吃完要吃药呢。”
我有早产带来的一堆乱七八糟的毛病，药比饭还贵。贺黔那时候最怕我生病，不仅是怕我难受，还是怕医院。怕那些账单，怕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用探究的眼神看着我们，问：“孩子的妈妈呢？”“你看起来真年轻，是哥哥吗，还是舅舅？”
他从来不说“我是他爸爸”。他只是沉默，然后掏出那些皱巴巴的零钱，一张一张数清楚。
那双手......根本不像二十岁年轻人的手。
虎口贴着脏兮兮的创可贴，边缘卷起，露出底下红肿发炎的皮肤——便利店搬货时纸箱边缘割的。食指和中指有新鲜的水泡，鼓鼓的，透明液体在里面晃——餐馆后厨炸东西溅的油。手背上还有一道的结痂，深褐色，像条丑陋的虫子——物流中心分拣时被纸箱里的金属边划的。
最触目惊心的是左手手背那个烫伤。新鲜的，红得发亮，边缘已经起了水泡。
“疼吗？”我用指尖轻轻碰了碰边缘。
贺黔的手抖了一下。“不疼。”他说，声音很哑。
骗人。怎么可能不疼。
后来我拼凑出了他一天的轨迹：早上六点到便利店。他不是收银，是理货员——要把成箱的饮料从仓库搬出来，一箱二十四瓶，一瓶五百毫升，一箱十二公斤。他一天要搬多少箱？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有次他下班回来，T恤后背全湿透了，贴着瘦削的脊梁骨，他一弯腰，我都能看见一节节凸起的脊椎。
下午，餐馆后厨。洗碗、择菜、给厨师打下手。餐馆老板是个尖刻的中年女人，总嫌他动作慢。“大学生了不起啊？还不是来我这里洗碗！”——贺黔没读大学，但她不知道，或者知道了更要戳他痛处。后厨没有空调，夏天温度能到四十度，他一站就是六小时，围裙底下全是痱子。
晚上八点到凌晨，物流中心分拣快递。这是最累的活，但钱给的多。要按区域分拣成千上万个包裹，重的有几十公斤的家电，轻的也有文件袋。传送带不停，人就不能停。他回来时眼睛都是直的，身上灰扑扑的，有时膝盖和手肘会有淤青—搬重物时摔的。
这样一天下来，甚至不包括随时变幻的工作，他还能站在厨房里，对着借来的|日食谱，尝试给我做一顿“有营养”的饭。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三岁的我指着那盘番茄炒蛋问，“我们吃泡面不可以吗？”
贺黔蹲下来，平视我的眼睛。他的眼睛真好看，睫毛长长的，瞳仁很黑，只是里面全是血丝。
“泡面没营养。”他说，用拇指擦掉我嘴角的番茄汁，“小翌要长身体，要吃得健康，才能少生病。”
他说“少生病”的时候，声音很轻。我知道他怕我生病。上次我半夜发烧，急诊医药费花掉了他半个月的工钱。他在缴费窗口前掏钱，手抖得厉害，硬币掉了一地，他蹲下去捡，捡了很久。
那盘番茄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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